人的理性有兩種功能：認知功能和意志功能。康德稱前者為理論理性，后者為實踐理性。在現代哲學中，康德是第一個將實踐范疇引入哲學的人，但他所說的實踐仍然局限于倫理學的范疇。實踐理性是自由的境界。如果說理論理性的規律是自然法則，那么實踐理性的規律就是道德法則。
    對康德來說，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他是自然的存在，也是理性的存在。人類的二元性決定了他們是自然世界和理性世界的一員，因此他們被自然和道德法則所支配。人性的基本特征，人性的所有問題，以及人性的價值和尊嚴最終都與此相關。如果一個人是自然的存在，他們只會遵循自然法則。純粹理性的人，只會按照道德原則行事。但人類處于其中的中間，所以這兩條法則適用于他們。當然，這兩項法律對他的影響是不同的。人首先是自然的一員，自然法則是必然規律，人的生命總是受到自然法則的制約。作為一個自然人，他必須遵守自然法則。道德法則不同。道德規律只會影響人的理性，只有一個人按照道德規律行事，他們才能被視為理性的存在。因此，自然法是人們必須遵守的法律，道德法是人們應該遵守但不一定遵守的法律。
    理論理性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領域。盡管“智性為自然立法”，但作為一種自然存在，我們自己也受到智性規律的制約。換句話說，作為現象世界的一員，我們也必須遵守不可避免的自然規律，所以我們不是自由的。有人可能會問：既然自然規律源于我們的知識范疇，而知識范疇決定了自然規律，那么我們不是自由的嗎？首先，理解的范疇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認知形式，不能由我們任意改變或決定；其次，人類理性只能提供知識的形式，不能產生知識本身的內容。只有當經驗為我們提供情感材料時，這些形式才能發揮立法作用。因此，當我們成為知識的對象時，我們也必須遵守這些規律，并受到情感的限制。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常常把道德規律看作是不受我們意志支配的外在客觀規律。
    與理論理性的自然法則相比，實踐理性的道德法則是完全不同的。如前所述，人類是有限的理性存在。作為一種自然存在，人和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一樣，必須服從自然法則，而作為一種理性存在，他可以按照理性本身的規律行事。因為人一生都生活在自然中，所以他必須始終服從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則的約束。只有當他克服了情感和欲望的限制，完全按照理性的法則行事時，道德法則才能發揮作用。因此，自然法是人們必須遵守的法律，而道德法不是人們必須遵守，而是人們應該遵守的法律。這并不是說道德法則比自然法則弱，而是說它們在不同的領域和方式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自然法則支配著人的自然一面，而道德法則影響著人的理性。既然人總是一個有限的理性存在，他就必須服從自然規律，但也應該服從道德規律。因此，道德法作為一種人們應該遵守的法律，在表現形式上與自然法不同：自然法是以“是”為系詞的敘事形式，而道德法則是以“應該”為紐帶的命令形式。換句話說，道德法則表現為命令人們“做他們應該做的事”的道德法則。
    康德倫理學是一個典型的動機理論。在他看來，行動的道德意義不能從結果或行動本身來判斷，必須從動機來判斷。同一行為可能有許多不同的動機，但這些動機并不好。例如，不信任和信任的行為可能會因為害怕失去可信度而停止撒謊。我可能會受到外力的壓迫，所以我不能撒謊。我可能不會因為誠實能給我的好處而說出我的謊言，也可能不會因為不應該撒謊而說謊言。顯然，只有最后一幕才具有道德意義。商人經常聽到他們“童叟無欺”。在這方面，他當然是真誠的，但他這樣做的目的不是為了真誠，而是為了讓他受益，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動機不純”。我們當然可以理解這里的動機是雜質，但我們也提倡商人的誠信，但不要假裝道德。
   政治倫理原則是政治倫理體系中居于主導地位、起統攝和引領作用的最根本的倫理規范。其包含四個基本原則，分別是政治人道原則、政治自由原則、政治公平原則和政治平等原則。我認為政治人道原則中包含著自然原則的概念，政治公正原則中包含著道德原則的概念。所以說，政治倫理基本原則中既包含自然原則也包含著道德原則，如果真要說兩者取其一的話，我認為該是自然原則，因為自然法則是道德法則的基礎，道德不能違背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