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家麟在前言便開宗明義：“中國女性能夠名正言順地走出閨閣，是兩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傳統中國用以規范女性的陽尊陰卑、男外女內等思想，終于為男女平等思想所取代”。從歷史史實的角度來看，此言有可靠之處，然則“取代”一詞實為不妥，數千年陳習舊俗終歸不現實為某些言行所連根拔出。
         明朝社會主流仍堅持“陽尊陰卑”之說，但是李贄出現了。李贄是力倡“男女平等”的先驅者，他反對男尊女卑和夫權壓迫，肯定了女子有讀書和受教育的權利，這是“新氣象”之旨歸。不過可悲的是，“西學東漸”之風東來之時，保守學者對西方“男女平等”等理論大張撻伐，謂之“陰陽倒置”，此況延續至清末民初。
        濫觴于有明一代之“男女平等”“走出閨閣”等觀念在清朝得到了發揚。李汝珍尤為重要，他在女子教育、反對纏足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驚世駭俗的主張。俞正燮則更進一步，提出了女性角色認知、同意再嫁等一系列振聾發聵的言論，“夫婦同尊卑”一言更是石破天驚。
         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國門后，伴隨屈辱的條約而來的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思想變革，婦女覺醒潮流急速漲涌于社會變革的深水中，其影響延綿至民國初年。風雨飄搖的晚清政府出臺了系列政策促進女性地位轉變，如詔禁纏足、設立女學，在當時造成了一定的社會影響。新文化運動時期，不少學者大肆批評“孔子之道”，引西方女性理論和現狀為榜樣，以此為“男女平權”等思想張本。這些學者的言行奠基了女性地位的轉變，在當時社會風氣未開的環境中尤為珍貴。
         縱觀全書，鮑家麟充分展現了一位女性知識分子對中國婦女史的思索，她的視角與中國大陸研究者略有不同，帶有明顯的西方色彩，可以當作傳統視角的中國通史的補充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