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孟子與荀子關于人性的論斷構成了儒家思想內部的一次深刻對話，即“性善論”與“性惡論”的交鋒。這兩種理論不僅深刻影響了儒家學說的發展軌跡，也為我們提供了關于這一方面的深刻思考。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在孟子看來，人性之向善，人性之中具有仁義禮智諸多內蘊，是人先天所秉賦的品性。
孟子認為，仁是人性中最根本的情感，表現為對他人的關愛與同情。這種情感是人與生俱來的，是人性中最純粹、最無私的部分。仁心的存在，使得人們在面對他人苦難時能夠產生同情，愿意伸出援手，這是人性向善的直接體現。義是指行事應當遵循的正確原則，是道德判斷的標準，也就是說人心中天生就有對善惡、是非的分辨能力，這種能力使得人們能夠判斷自己的行為是否符合道德標準，從而做出正確的選擇。禮則是社會交往中應遵循的規范和禮儀，是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禮不僅僅是外在的行為規范，更是人心內在道德情感的體現。當人們內心充滿仁愛時，自然會表現出尊重他人、遵守禮儀的行為。智就是指辨別是非、理解道理的能力。人心中天生就有對知識的渴望和對真理的追求，這種智慧使得人們能夠不斷學習、成長，從而不斷完善自己的道德品質和人格。這也就是說我們在為人處世的道路上，不要把“善”看作是外在的約束，即認為我們之所以施行“善”，完全是因為社會道德因素對我的制約作用。相反，我們應該認為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在遵從我的本心，我就應該這樣做。
但同時孟子也認為如果只是一位地停留在有側隱、羞恥、恭敬或辭讓、是非之心的階段，顯然是不可以的。我們需要不斷地去擴充他們的內涵，這也就需要我們有反躬自問的內省意識。正如孔子曾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要求的是自身內在的逐步改變。
然自省不僅僅只是意味著反省自己的錯誤之處，在我看來同時也有要求在自省之時與時俱進的意思。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對“善”的理解可能也會發生不同變化，例如在古代封建社會，孝子王祥為了讓繼母吃到鮮魚，在寒冷的冬天里臥冰求鯉，在古人眼中，這就是“善”。但是在今天現代社會，這種孝卻是一種愚孝，諷刺了當時社會的黑暗，對兒童的不重視。因此，我們需要及時的反省自己，讓自己善的思想與時俱進，與時代的道德思想相互契合，這樣才能做到真正的善。
而反觀荀子提出的“性惡論”，與孟子的性善論形成鮮明對比。《荀子》中的《性惡》篇，開頭就是“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認為人性從根本上來說是惡的，人天生追求的是滿足自身欲望，如食欲、物欲等。這些欲望如果不加以引導和限制，會導致社會的混亂和道德的淪喪。在他看來，人性中的惡并不是指人本身就是邪惡的，而是指人天生傾向于追求個人利益而忽視公共利益，容易陷入自私自利的境地。他認為，道德和禮儀是社會為了維持秩序而人為設定的規范，需要通過教育和法律等手段來強制實施，以抑制人的惡性，培養人的善行。
因此后天的教育就顯得尤其重要，他提出“化性起偽”的觀點，即人可以通過后天的“禮義教化”積累善行、提升道德品質，進而轉變惡的本性，達到善的境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以形象生動的比喻揭示了環境影響對人今后發展帶來的顯著差異，環境的不同導致人的道德修行相去甚遠，也就因此有了“圣人”與“陋儒”的區別。其次，荀子認為教師在后天教育中起著決定性作用。“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后正，得禮義然后治”他認為人必須依靠師長的教誨、法度的教化方能端正，必須有禮義的引導方能得到治理，否則就難以養成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優秀的行為品質。最后，最重要的是自我的努力，《勸學》中對此進行了系統地論述。在他看來，“鍥而不舍，金石可鏤”學習如同雕刻，只有鍥而不舍，不放棄才是進學修德的有效方法。同樣他也認為“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后天學習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只有日積月累，勤修苦練，方能成為“君子”，這就要求學者在提升自我的過程中要有毅力。
孟子的性善論與荀子的性惡論，雖然出發點不同，但都強調了教育和個人努力的重要性。孟子的性善論更注重人的內在潛能的開發，強調自律和內在的道德力量；而荀子的性惡論則更強調外在規范的作用，認為通過強制性的教育和法律可以塑造人的道德行為。
這兩種理論各有千秋，都為我們提供了關于人性、道德、教育等多方面的深刻思考。在現代社會，這兩種理論也依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一方面，我們應該相信人性中的善良和潛能，鼓勵人們追求道德上的自我提升；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認識到人性中的惡性需要得到抑制和引導，通過教育、法律和社會規范等手段來維護社會秩序和道德風尚。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人性是復雜多變的，既有善良的一面，也有惡性的一面。因此，在教育和治理過程中，我們應該注重因材施教、因勢利導，既要激發人們的善良潛能，也要抑制和糾正人們的惡性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