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是余華1982年發表的長篇小說，講述了農村人福貴悲慘的人生遭遇。福貴本是個闊少爺，可他嗜賭如命，終于賭光了家業，一貧如洗。他的父親被他活活氣死，母親則在窮困中患了重病，福貴前去求藥，卻在途中被國民黨抓去當壯丁。經過幾番波折回到家里，才知道母親早已去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地養大兩個兒女。此后更加悲慘的命運一次又一次降臨到福貴身上，他的妻子、兒女和孫子相繼死去，最后只剩福貴和一頭老牛相依為命，但老人依舊活著。《活著》是不失樸素粗糲的史詩，講述的是斗爭與生存的故事，給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殘忍與善良的形象，在余華的筆下人物在動物本能和人性之間苦苦掙扎。余華加諸于敘述的那種冷酷的意志，使小說超出了常軌。
小說在敘事上采用了兩個敘事結構的嵌套：“當下”的民間歌謠采風者“我”遇到老年福貴——聽他講述自己過往人生經歷和故事，并成為福貴講述他自己的故事的聽故事者、記錄者和轉述者，但又不是以旁觀者角度和第三人稱敘述福貴的故事
小說基調是灰暗冷峻的，語言冷靜至簡，內容卻摻雜著仿佛無盡生活的煎熬與掙扎。小說背景在20 世紀 40 至 70 年代這一動蕩的歷史時期，隨著內戰、三反五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社會變革，主人公就像動蕩時代中的“扁舟”，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在痛苦和煎熬中苦苦掙扎，嘗盡了生活的磨難與痛楚。
福貴忍受著饑餓、疾病與孤獨的三重折磨，父親被自己一氣而亡，母親因自己取藥時被抓去當壯丁、治療不及時而死，兒子有慶因抽血過量而死，女兒鳳霞因難產而死，妻子家珍因兒女相繼離世悲痛和身體疾病而死，女婿二喜因意外而死，外孫苦根被撐死，家人相繼非自然的、荒誕的死亡，可以看出在當時的社會物質匱乏、醫療貧瘠、生計艱難。
生活的堅韌之處就在于人心的樂觀與豁達，人心豁達則可以讓人生在“苦難中開花”。小說中底層百姓“眾生苦相”，但在福貴、家珍等人身上也存在支撐他們活下去的人生信念，他們的生命態度詮釋了家庭、親情等所承載的生命意義。家珍因為相信家庭相信丈夫，面對生活的種種難關，家珍用自己的從容、信念和淡然，保持著堅強和樂觀主動生活，毅然拒絕怨天尤人的日子。福貴在不幸的生活中逐漸形成了超乎尋常的忍耐力，這使他能夠直面更大的磨難。后期的福貴因為有了對家人的牽掛、家庭的責任，對美好事物的向往，福貴才有了堅韌不拔的生命觀，有了無論如何都要活下去的信念，有了對幸福的無盡希望。故事的結尾，福貴和一頭老牛他們慢慢地走著，滿溢著對人世的留戀，仿佛要盡力把余生的路走完。可以說，支撐福貴生命的信念，就是活著，懷著豁然的感恩之心，保持活下去的勇氣，靠著不想死的念頭努力地活著。
   小說提供給讀者一種面對苦難的應對方式、一種深厚的生命哲學。生命的可貴在于人們對生命的態度和對生命的珍視，堅韌的精神能夠幫助人們克服一切困難，生命的意義在于人們對生命的理解追求。余華想借書和讀者探討的也有關“向死而生”的生命哲學思考：死亡終究會來臨，只有深入思考和深刻理解死亡，以向死而生的方式對待生活，才能更好地追尋“活著”的意義。
余華作為先鋒派“五虎將”之一，其先鋒小說在文化上表現為對舊有意義模式的反叛與消解；在文學觀念上顛覆了傳統的真實觀，例如在《活著》中描繪了沒有人權的一個荒誕的大環境；在寫作上側重對死亡話題的迷戀和冷靜書寫、對罪惡絕望等命題的反復表現。其筆墨中具有獨到的苦難意識，在其小說所刻畫的苦難世界中，人們在生存困境和精神異化的雙重壓迫下，呈現出貧困與饑餓、暴力與死亡交織的生存狀態。余華一方面通過對貧困與饑餓生存圖景的描摹，展現出底層老百姓連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也無法得到保障的狀態，深化對苦難的表達，另一方面，通過直面暴力、血腥、死亡的場景，無情地揭露現實的虛偽面具和丑陋傷疤，將苦難渲染到極致。他通過描摹人性的罪惡和人對欲望無止境的追求，呈現出“精神苦難”對人的腐蝕和由此帶來的無邊的苦難，體現出對人生存境遇一以貫之的關注，同時也流露出對人類靈魂丑惡角落的反思和批判意識。
《活著》中余華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之上，同情苦難中掙扎生存的人民，最后這頭牛所象征的是福貴，也是千千萬萬受盡苦難卻依然盎然挺立的人民。苦難的那段歷史中還有很多人像福貴一樣，憑借超人的忍耐力活了下來，活過了所有人，這使得小說閃耀著人性光輝，譜寫了中國人民獨特的生死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