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東的長篇小說以三兄妹為主體展開,以大哥顧責為主線描繪了一種庸常人生的生活路徑。大哥顧責大學畢業后在城里落腳,當了一名記者。外人看來,顧責已經十分成功,然而,看似光鮮的背后卻充滿著諸多生存的無奈,在教育產業化和大學擴招日益猖獗的今天,大學教育和知識階層早已失去其高高在上的精英地位,出身貧寒的顧責早已淪為現實的“庸常者”。父母相繼去世,與妻子離婚,工作不順利等一系列遭遇,都成為顧責心中的石頭,讓他的生存處境越發艱難,最終患上了抑郁癥。沒有學歷的妹妹顧樂投奔城里的哥哥,在結識了大哥的鄰居老方后成為一名銷售員,也在城里有了自己的工作,并且和老方日久生情懷了孕,應該算是比較幸福的。可天有不測風云,本來在城里立足的顧樂因為老方的車禍去世又不得不回到農村,而此時的她已經無法融入農村,因為懷孕被嫂子和村里人嫌棄,最終又回到了城市。二哥顧產無心學習卻熱愛勞動,成為地地道道的莊稼人,可是,在不可預測的市場面前,顧產的勤勞也是徒勞,“多收了三五斗”的悲劇再次上演,最后還因失手重傷了妻子淪為階下囚。三兄妹的人生軌跡,似乎絕望與不幸是小說出示的全部。事實上,張學東對生存困境的逼問,來自更高的憂慮:城市和鄉村,哪個才是人類真正的精神家園?張學東擯棄了簡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既沒有建構一個令人神往的靜美的鄉土世界作為應對現代性后果的精神家園,也沒有刻意拔高城市文明的吸納與對人的精神洗禮的能力,他讓人物站在社會結構變化的現場去對現實世界作出終極發問。張學東既寫出令人窒息的生存困境,也表露出重建新的精神空間的努力。
美國著名女學者蘇珊·桑塔格在其名作《疾病的隱喻》中,反思并批判了諸如結核病、艾滋病、癌癥等如何在社會的演繹中一步步隱喻化,從“僅僅是身體的一種病”轉換成一種道德批判,進而轉換成一種政治壓迫的過程。在《西西弗的石頭》中,對待哥哥的病,顧樂是恐懼與擔心,顧責的抑郁癥離死亡是無限接近的。而在顧產看來,顧責的抑郁癥更像是一種“城市富貴病”,是城里人吃飽了撐的得的精神病。盡管兄妹倆在理解病的原因及態度不同,但兄妹倆無疑都認準了大哥抑郁癥的城市身份屬性。在兄妹倆的觀念中,抑郁癥是與現代性相關聯的疾病,這種疾病的產生實昭示著現代人生存的痛苦與無奈。
在《西西弗的石頭》中,張學東構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世俗的與脫俗的;物質的與精神的;城市的與鄉村的。在顧責身上,這種屬性卻顯現出極大的反諷意味。當他處于清醒正常的狀態下,他被這個世俗的、物質的和充滿現代文明的城市束縛著,滋生出情感的失敗,工作的不順,精神的頹廢,等等。而他得病回到農村以后,反而呈現出久違的輕松以及對人生的頓悟。在顧責與黃鶯的對話中,弗洛伊德、加繆、費孝通等先哲的理念充盈著小說的敘事,讓小說逐漸地走向精神的深度,這喻示著過去的顧責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已經瓦解,葉落歸根之后,顧責的精神世界變得豐盈飽滿,正如帕斯卡爾說的,人就是一根會思想的蘆葦,我們的全部尊嚴就在于思想。通過在農田里盡情地勞作,回歸一種簡單的生活,顧責實現了精神的突圍。所以,《西西弗的石頭》是一部節奏感非常鮮明的小說,小說透露出的不僅是顧責的人生態度,更是飽含著豐富的人生哲理。張學東試圖通過這樣一部小說去探查人類精神危機的最終根源。
張學東在小說《西西弗的石頭》中,嘗試著打破常規化的敘事,在敘事結構上勇于創新。小說分為五部分,前四個部分用四個不同的敘事者(顧責、顧樂、顧產、黃鶯)按照時間順序來講述,不僅造成復調式的敘述效果,也帶來了敘述空間的多重性。
不同的敘事視角使得人物可以直接呈現心靈狀態,進行內心剖白。人物視角的轉換也實現從一個內心世界走向另一個內心世界,孤獨、焦慮、絕望、悲哀,可以清晰地觸摸到,情感的宣泄營造了一個可以感受到的精神空間。顧責得病過程中的焦慮與絕望,顧產面對生活的無奈與煩躁,顧樂的痛苦與矛盾,都在作品中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這是內心世界的流動。對于同一事件,小說中的人物既是主體也是客體,對于同一事件的認知,也因為視角的變化產生不一樣的價值判斷與話語沖突,形成敘事話語力量的不均衡狀態。通過敘述視角的表層結構,我們可以體會到作者的深層安排,在顧責第一人稱敘述的部分,讀者可以感受到顧責是一個胸無大志、本性善良只是一時不得志的年輕人,但是在進入顧樂為主講述的部分后,顧樂對大哥顧責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態的感受會讓讀者大吃一驚,甚至驚異于這前后的反差是否說的是同一個人,這其實就是一種“反限知”的敘事謀略。
文本第五部分是主人公顧責的自傳體小說《病人》全文,這不僅豐富了小說的表現形式,也是作品在敘事結構上的一大創新之處。《病人》以第三人稱為敘事視角,但是字里行間都閃爍著顧責個人的行為痕跡,作者把“病人”的心理活動呈現在文本之中,造成了一種鏡中之像、畫中之畫的元小說敘述效果。顧責的小說《病人》不僅是主人公心靈的一面鏡子,同時借由這篇“小說中的小說”,隱含了作者對現代人精神狀態的憂慮以及對城市化后果的深刻思考。
作為一個有著明確的自我意識并不斷地尋求變化與創新的作家,張學東的創作充滿著探索的艱難,也暗含著一定的危險。而他在處理內容與形式時又能做到兩者兼具,既凸顯出內容的社會意義,又完成了形式上的創新,從這一角度講,《西西弗的石頭》對于當下的文學創作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