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這樣一個加速度奔向“元宇宙”的數(shù)字化時代，農(nóng)耕文明語境下建立起來的傳統(tǒng)鄉(xiāng)村秩序和道德倫理已經(jīng)發(fā)生了顛覆性變革，再加上工業(yè)文明和網(wǎng)絡虛擬世界對現(xiàn)代人精神層面的深度異化，讓很多人在快節(jié)奏、碎片化的現(xiàn)實生活中日益迷失自我。個人命運和社會走向越來越呈現(xiàn)出其不可預知的“黑洞”屬性，“內(nèi)卷”和“躺平”成為社會熱詞，現(xiàn)實世界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和人生命運巨大的偶然性，成為我們每個人所必須面對并不斷尋求突圍的日常生活困境。徐廣慧的中篇小說《杠王》和璧如的短篇小說《女人如玉》，前者采取作者一以貫之的傳統(tǒng)鄉(xiāng)土小說敘事模式，從幾個落生引發(fā)的悲劇起筆，以兒童視角寫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農(nóng)村的苦難、沉重與自我救贖；后者選擇作者熟悉的女性視角描寫現(xiàn)代社會年輕人婚姻生活的迷茫與荒誕。這兩篇看似毫不相關的作品實際上都是關注人生存境遇的無奈與彷徨，小說主人公深陷生活的泥潭而苦苦掙扎，他們的抗爭背后其實也恰恰隱藏著作者試圖以文學的方式尋找人生出路的努力，只不過一個是采取迂回隱性的書寫，在對悖謬俗世的審視與鄉(xiāng)土傳統(tǒng)的守望中尋找生命方向，一個是直面當下生活的困境和無奈，以一種隱忍、妥協(xié)的方式求得生活和解，在荊棘叢生的后現(xiàn)代密林中尋找人生出路。 徐廣慧是一個有野心的小說家。從她的成名作《寂寞的村莊》（載《長城》2009年第4期），到新近刊發(fā)的《麥海》（載《人民文學》2021年第9期），當然也包括這篇新鮮出爐的《杠王》，她的文學創(chuàng)作始終圍繞著中國北方大運河畔的來福村展開敘事，這座因運河而生的小村莊，恰如莫言的高密東北鄉(xiāng)、賈平凹的商州，以及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縣和馬爾克斯的馬孔多鎮(zhèn)，這是一個具有文學地理意義的村莊。在一篇創(chuàng)作談中，徐廣慧向創(chuàng)作出世界文學經(jīng)典《金薔薇》的俄羅斯作家帕烏斯托夫斯基隔空致敬：“如何從泥土里篩出金粉打造永不凋零的金薔薇，這是每一位作家都必須面對的問題。”評論家施戰(zhàn)軍談到《寂寞的村莊》時，認為徐廣慧的小說具備厚實又敏銳的筆力，現(xiàn)在已經(jīng)很少見到寫得如此用心又真切地保藏村野之氣的小說了。徐廣慧運用手中的筆勾勒冀南平原這片土地的輪廓，記錄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她試圖用文學的方式打通時間隧道，開啟時空大門，把大運河畔來福村的世間萬象、人生百態(tài)繪制成映射著生命光輝的文學地圖。

哲學家海德格爾說：“向死而生的意義是，當你無限接近死亡，才能深切體會生的意義。”徐廣慧的《杠王》就是一篇向死而生的小說。小說開篇第一句這樣寫道：“在冀南平原，人們把舉辦婚事叫做‘過紅事兒’，把舉辦喪事叫做‘過白事兒’。”婚事代表著新生，喪事象征著死亡，紅白事是中國農(nóng)村最隆重、最具儀式性的傳統(tǒng)文化習俗。讀懂了紅白事，便讀懂了中國農(nóng)村，也便讀懂了中國。冀南平原來福村辦喪事時那些幫忙抬棺材的青壯年勞力組成“杠子會”，出殯途中站在隊伍最前面喊號子的會長是“我爹”，被鄉(xiāng)親們戲稱為“杠頭兒”，小說主人公小木頭長大成人后子承父業(yè)，人稱“杠王”。來福村喊號子源自衛(wèi)運河纖夫的船號子，小木頭的爺爺曾經(jīng)是衛(wèi)運河邊的纖夫，也是那一帶有名的號子手，喊號子是他們的家傳手藝。“四鄰是不安吧！”“嗨！”“左鄰是右舍吧！”“嗨！”“眼里是含淚吧!”“嗨！”“心里是祝福吧！”“嗨！”小說字里行間始終彌漫著號子聲，故事情節(jié)伴隨著號子聲聲而高低起伏，尤其是小說開頭“我”的好友小石頭死后“我爹”喊號子，以及小說結(jié)尾處小石頭父親李貴小死后“我”喊號子，直接將小說情節(jié)推向縱深乃至高潮。徐廣慧在小說中借“我爹”之口說出，這號子“聲音里有感情，有思想，有對生者和死者發(fā)自內(nèi)心的尊重和愛護”。古人云：“未知生，焉知死。”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要面臨死亡，一切生命皆來自于死亡，并最終走向死亡。在尼采宣稱上帝死了之后，福柯宣告了人的死亡，他的生存美學便是把死亡當成生命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并主張要像對待生活那樣面對死亡。死亡的悲涼，更襯托出生存的艱辛。徐廣慧的小說《杠王》就是在生與死之間不斷進行追問、審視和批判，從而尋求自我救贖的人生出路。

徐廣慧筆下的農(nóng)村，從來都不是那種詩意的、美好的田園牧歌式的鄉(xiāng)村，她以一種壓抑的灰色調(diào)作為小說的主基調(diào)，抒寫這塊土地的貧瘠、落后，以及這塊土地上人們生活的艱辛、磨難與沉重。“杠子會”喊號子，既是那些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老百姓發(fā)自內(nèi)心的吶喊，更象征著他們集體唱響了一曲傳統(tǒng)農(nóng)耕文明的挽歌，“杠王”也便帶有了某種隱喻色彩。饑餓與苦難，可以說是《杠王》這篇小說中所有罪惡與悖謬產(chǎn)生的根源：小石頭因饑餓偷吃了地里打過藥的落生而身亡；魚秀水在小石頭死后變成了瘋子還哭瞎了眼睛；李貴小執(zhí)拗地認定是“我”藥死了小石頭，還誣陷“我爹”殺死了魚秀水，最終死于胰腺癌晚期；“我娘”是個病秧子，常年吃中藥躺著下不了炕；“我爹”被李貴小誣陷后被抓進了監(jiān)獄，出獄后又因喊號子中了風身上長了羊毛疔。“我”的遭遇最為荒誕離奇，充斥著誤解、委屈與荒謬，先是失去了最好的伙伴小石頭，又被李貴小逼迫著承認是小偷與殺人犯，接著鬼使神差南下武漢、北上山海關，踏上了一條流亡的離鄉(xiāng)之路，歷盡艱辛回到家鄉(xiāng)終于找到了瘋子魚秀水，最后在李貴小的葬禮上因喊號子震驚了世人，從此被人們稱為“杠王”。從這個視角來看，《杠王》是一篇關于鄉(xiāng)村少年的成長小說，成長的道路上布滿了血淚，彌漫著死亡的氣息，徐廣慧寫出了生之艱難、死之不易。閱讀的過程中，讀者難免會產(chǎn)生諸多疑問：是“我”殺死了小石頭嗎？“我”有罪嗎？“我”該受到懲罰嗎？如果我們再做更進一步的追問，也許還會在社會或者精神層面思考這樣的問題：人，應當如何走出童年的陰影？如何在悖謬的世界保持那顆赤子之心？

生活的荒謬之處恰恰在于，人生的追問往往無意義，一連串的提問反而更容易讓我們迷失方向。是啊，小石頭死了，魚秀水瘋了，“我”莫名其妙成了殺人犯變得沉默寡言變得愛做夢，先是經(jīng)常夢到小石頭，后來又經(jīng)常夢到魚秀水。做夢和瘋癲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一種模糊的不確定性，是一種非真實存在，在某種程度上瘋癲被認為是夢境之中沉醉不醒的一種狀態(tài)。這樣的狀態(tài)與筆者在文章開頭所描述的當下世界蕓蕓眾生的精神狀況頗為吻合，其實瘋癲的不僅是魚秀水個人，還是那個頭下腳上的世界，小說借此對社會的悖謬進行了批判和審視。弗洛伊德說，夢是一種愿望的實現(xiàn)。也就是說夢是生活的延伸，是現(xiàn)實人生的平衡路徑，在現(xiàn)實中無法得到的東西，只能在夢里實現(xiàn)。瘋子魚秀水失蹤后，“我”開始了背井離鄉(xiāng)的漂泊之旅。瘋子的失蹤和少年的漂泊，雖然都有著巨大的偶然性，都有點陰差陽錯的意味，但其實它們背后卻是一種命運的必然，也是作者有意運用的一種敘事策略。何處是故鄉(xiāng)？靈魂何以安放？生養(yǎng)的土地以及這片土地上的親朋都沒有接納一個瘋子和一個少年，他們被迫離家出走，茫茫人海瞬間吞噬了他們。從夏天到冬天，從出走到還鄉(xiāng)，四季輪回，他們重新回到原點。然而，當他們歸來時，家鄉(xiāng)還是那個家鄉(xiāng)，他們已經(jīng)不再是原來的他們，仿佛從另外一個世界來的人，瘋子將被治愈，少年將長大成人并成為“杠王”。我們該如何面對這個悖謬的俗世呢？瘋子魚秀水和愛笑的二大爺在某種程度上給出了答案，他們是小說中極為重要卻又截然相反的兩個人物。魚秀水沒能承受住生活的沉重打擊變成了瘋子，但恰恰是這個時而瘋癲時而清醒的瘋子，一路指引著“我”讀書和成長。二大爺經(jīng)歷了人生和俗世的風風雨雨，卻依然能夠笑對生活，在“我”人生最迷茫的時候讓“我”的世界一下子變得豁亮起來。人生而自由，但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小說的最后，“我”在李貴小的葬禮上喊號子，既是面對著死亡吶喊，也是面對著過去和虛空吶喊，在這吶喊聲中，“我”與從前的自己告別，并最終從人生的枷鎖中解脫出來獲得了精神的自由。正如福柯所認為的那樣，死亡作為真正的虛空，是最有詩意的存在之處，在死亡中，一切皆有可能，一切不回避，最自由，最坦然。

哲學家叔本華有一句名言：“人生就像鐘擺，在痛苦和無聊之中擺蕩。”其實，古今中外，歷朝歷代，不管農(nóng)村還是城市，不分男女老少，無論富貴貧窮饑餓溫飽，困惑迷茫糾結(jié)掙扎……這些精神世界的迷障始終都是人生的常態(tài)化存在，我們該如何面對生存困境，如何從一團亂麻中尋找出路，是每一個現(xiàn)代人都會遇到的問題。璧如的短篇小說《女人如玉》擷取了現(xiàn)實生活的一朵浪花，寫大學老師如玉聽聞丈夫王祎出軌的消息后，如何面對第三者（曉霜）的老公，如何面對自己的婚姻，如何抉擇今后人生道路的故事。如玉，既是女人的名字，也是女人濕潤純粹的品性，恰如《紅樓夢》中寶玉所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一樣。一滴水，足以折射太陽的光輝；一朵浪花，足以窺視海洋的全貌。小說很短，故事也不復雜，雖然有些荒誕卻也算不上離奇，真正出場的就兩個人物：女人如玉和年輕男人（曉霜的老公），正面描寫的只有一個場景：公園派出所后門的林蔭道上，另外三個人王祎、曉霜、如玉的女兒都是剪影側(cè)寫，寥寥幾筆一帶而過。整篇小說僅寫了一個下午的短暫時光，開頭寫如玉開著車來到約定地點，男人上了她的車，告訴她王祎出軌了。小說雖是虛構(gòu)藝術，然而此情此景，卻是每個成年人隨時都可能偶遇的現(xiàn)實生活片斷。人到中年的女人遭遇背叛，應該是什么反應？憤怒，崩潰還是恐慌？作者把更多的筆墨放在了內(nèi)心世界和精神層面的描摹上面，如玉選擇不動聲色地把決定權(quán)留給了自己，沒有人能看見她此時內(nèi)心深處的波瀾。委屈、憤怒的年輕男人仍然愛著自己的妻子，他不想離婚又不知道該向誰報復、向誰討要公道，當他紅著眼睛摟住如玉的頭狠命親吻的時候，顯然，無處發(fā)泄的他選擇讓如玉替王祎贖罪。然而，為什么是她？丈夫婚內(nèi)出軌，他人的錯誤卻要由妻子來受難，犯錯的又不是她，這難道不是莫大的諷刺嗎？如玉和王祎的婚姻盡管已經(jīng)沒有了愛，但是還沒有走到盡頭，他們還有家還有孩子，還有對家庭的信仰，他們都不想離婚想維持現(xiàn)有的平靜。面對丈夫的背叛，女人如玉并沒有迎合男人的憤怒也沒有和他結(jié)成同盟，被人揭開生活的假象、遭遇背叛和欺騙之后，她用瘦弱的雙肩扛起一切，并在這一刻終于悟出了人生的真諦：世界原不過是一個假設，他人的所作所為，不過就是個虛無的影像，又與自己何干呢？因此，小說結(jié)尾處男人下車離去，盡管路燈黯淡、霧氣彌漫，如玉最終還是“打開車燈，扣上安全帶，加速碾過重重心事，向著家的方向飛馳而去”。德國漢學家顧彬曾說，很多中國當代作家，為了寫故事而寫故事，為了寫一個精彩的故事而忽略、遮蔽了對人的靈魂的刻畫，往往故事越來越精彩離奇，而人物卻越來越蒼白空洞，因此著力刻畫少量人物，描寫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和精神面貌更為重要。小說中的男人沒有名字，標題也突出了“女人”二字，這樣便使小說所寫的故事不再指向某個具體的人、某個具體的家庭，而是具有了更為普遍的社會共性意義。

文學即人學，作家寫小說實際上也是在寫自己，不管是徐廣慧的《杠王》，還是璧如的《女人如玉》，都是寫她們對當下社會人生的思考。生活就像一張網(wǎng)，悖謬無處不在，往哪里逃呢？在現(xiàn)代科技高度發(fā)達、物質(zhì)生活極大豐富的當下社會，精神的錯位和價值的迷失往往伴隨著身體的疲憊和心靈的倦怠，如何在悖謬的俗世尋求人生出路和靈魂安放，是每一個現(xiàn)代人都需要認真思考卻永遠也不會找到答案的終極追問。法國作家羅曼·羅蘭說：“世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認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熱愛生活。”那么，我們又該如何面對這個世界、面對復雜的現(xiàn)實生活呢？兩篇作品都呈現(xiàn)了作者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