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漫長的等待，童慶炳老師的《口述自傳》終于在今年1月出版了。作為童老師弟子，我既為他能留下這一本口述史而感到慶幸，也向為這本書整理出版付出心血的所有有心人深表謝意。
童老師已通過其講述，對自己的人生之路有了一個清晰的描摹——少時家境貧寒，祖母拿出4塊銀圓（那是她準備用來買棺材的錢）供其念書，才沒有中途輟學。然后他從連城一中到龍巖師范，又從龍巖師范考入北京師范大學，提前畢業留校任教，最終成為一個受人喜愛和尊崇的大學教授——這既是童老師的生命軌跡，實際上也應該是許多學者的成長之旅。與他的同齡人相比，童老師的幸運之處在于，當許多人在1960年代不得不荒廢學業時，他卻先后赴越南、阿爾巴尼亞教書各三年，出國見世面。他說他在河內師大幾乎把中文系的課程全部上過一遍，又在地拉那大學靠“偷書”飽讀詩書，大快朵頤。有人給他概括說：“你是在越南讀完了碩士，然后又在阿爾巴尼亞讀完了博士。所以你現在作為一個博士生導師也就不奇怪了。”仔細想想，還真是這個道理。

童老師的看家書是《紅樓夢》，因為這本書他讀過無數遍，其中有幾章到了能夠背誦的程度；而他寫出的第一篇論文則是《論高鶚續〈紅樓夢〉的功過》，刊發在1963年的《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上，時年他只有27歲。我在這里指出這一事實，是想強調童老師生前經常講到并且也講到這本書中的一個道理。留到文學理論教研室后，鐘子翱是其老師。他認為讀書做卡片（摘抄）是重要方法，50歲之前不能寫文章，只能做卡片；只有成為飽學之士，方可揮斤運斧。但童老師卻從朱光潛那里，尤其是從他的老師郭預衡那里意識到，正確的做法是邊讀邊寫，邊寫邊讀。童老師說，古人有“悔其少作”之說，“但是我不悔，我認為這像一個小孩學走路，他能站起來邁出第一步，那一步可能是很不穩的，是要跌倒的，或者歪歪扭扭的，這都沒有關系，你會越走越穩，越走越好。如果說要等他學會像大人一樣走路了，然后要按大人那個樣子走，那他永遠走不出第一步。”

休謨說過：“只有寫了自己丟臉之處的自傳，才可能是真實的自傳。”自從記住這句名言之后，我讀他人自傳就有了標尺，童老師這本自然也不例外。例如，童老師特意講了他當年初為人師時所上的第一課。雖然這一課經過精心準備，甚至講稿還請黃藥眠先生看過、提過意見，卻還是被他講砸了。也是因為講課的失敗，他被排擠出文學理論教研室，成了社科處一個喝茶看報的小科員。

這是童老師的丟臉之處，也該是他刻骨銘心的創傷性體驗。從此往后，如何提高自己的教學水平和學術水平，就成了他反復琢磨的一個問題。書中有一節內容，名為“我的老師們”，說的是50年代北師大中文系師資力量的強大陣容——李長之思想活躍，譚丕模條理清晰，穆木天童心未泯，劉盼遂愛書如命，黃藥眠倡導教授治校，郭預衡學問深不可測，葉蒼岑講課從容不迫，楊敏如課下平易近人，鄧魁英背詩滾瓜爛熟，王汝弼注釋古文功力不俗，陸宗達對古代漢語爛熟于心，啟功的“豬跑學”博大精深，鐘敬文的不懈治學令人動容……童老師在每位老師那里都要深情回憶一番，這既是在向他們致敬，也是在總結他們教學、治學的經驗，以便讓其融化在自己的血液中，成為自己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重要元素。而在這些老師中，對他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人自然首推黃藥眠先生了。

黃藥眠先生（1903—1987）在20世紀50年代已是一級教授，也是作家和著名文藝理論家。童老師留校之后黃先生就指點他說，文學理論無論教學生還是做研究，都要和具體作品結合起來。亦即在講完一個論點之后，要把作品拿過來做分析，把作家的創作經驗拿出來做補充。這么去講課，既講了道理，也擺了事實，學生才愛聽。否則，“從理論到理論，從概念到概念，從邏輯到邏輯，沒有具體的東西”，理論就成了干巴巴的東西，學生就要打瞌睡。而更重要也更讓學生感興趣的是，“我是把自己擺進去的，把我自己的所見所聞、所經歷的甚至夢境，都放到課上去講。這樣講不但使課更加豐富、更加生動，也更能吸引學生，更能夠讓學生理解到，文學理論跟每個人的生命、每個人的經歷、每個人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不是那種純粹的概念、純粹的學術。”

聽過童老師的無數次課后，我可以作證，童老師確實善于擺事實講道理，也確實善于“把自己擺進去”。如今我想到的是，童老師之所以后來成了一個講課能手，甚至把上課看成是自己的節日，很可能都起因于他最初的那次“丟臉”。因為既然此前丟了臉，那么后來就一定要找回這個面子。而這種尋找的過程，其實也是他潛心琢磨講課技巧的過程。

黃先生對于文藝學專業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80年代初國家恢復申請學位制后，黃先生是不愿意申報博士點的。當時童老師找他，希望他領軍掛帥，他的說法卻很不客氣：“你這個人膽子怎么這么大，你年紀輕輕的，就想帶博士。我不是博士，你也不是博士，我們能培養出博士來？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自己給自己找麻煩，怎么可以這樣呢？這不好。”1983年第二次申報，童老師又找黃先生，這次則公開跟他亮出了底牌。童老師說：“黃先生，現在不是你要不要這個博士點的問題，現在是我要這個博士點，我們整個教研室要這個博士點。這關系到咱們這個教研室，這個你所創立的教研室，在全國處在什么地位的問題。”又是一番苦口婆心的勸說之后，黃先生才勉強同意了。結果他一點頭，北師大文藝學學科就拿到了全國高校的第一個博士點。

黃先生對于童老師個人，還有一席話我以為更為重要。1979年5月，童老師陪黃先生坐火車去西安，參加“高等學校文藝理論研究會”（即后來的“中國文藝理論學會”）成立大會。路上，黃先生說：“你寫的東西里面常有感性的表達，為什么不嘗試著搞點創作呢？寫詩歌、散文、小說，這都可以。現在的文學理論都是借助概念，完全是一種邏輯推演，其實很多概念是沒用的，只有一部分概念是有用的。你通過自己創作的體驗，知道哪些概念是有用的，哪些概念是沒用的，以后講課時，把那些沒用的清除掉。而那些你在創作過程中感受到有用的概念，要重點先弄懂，再弄深弄透，這樣你的課才會講得好。”這番話對童老師觸動很大，于是他在80年代既與妻子曾恬老師合作，出版了長篇小說《生活之帆》，也獨自撰寫了長篇小說《淡紫色的霞光》。后者取材于童老師家庭生活中的一個真實故事，這其實也是讓童老師感到丟臉的地方。而他講得坦然，沒有絲毫遮掩，也說明他胸襟坦蕩。

實際上，關于文學創作，童老師本來計劃是在晚年大干一番的。他說他“起碼構思了三部長篇小說，還有兩部長篇寫出來了但還沒有出版。因為人活到這個年齡就沒有那種急著拿出去的沖動了，總之要做到最好，才能夠把它拿出去”。但遺憾的是，因為他的突然離世，不要說構思已無法兌現，就連已經寫出來的恐怕也不可能面世了，道理很簡單，因為它們還沒有被“批閱十載，增刪五次”。

現在想來，童老師的這種做法，既是黃先生點撥的結果，也該是他認識到一個標高。因為在他看來，像魯迅、茅盾那樣一邊搞創作，一邊搞理論，或者從創作到理論，或者從理論到創作，這才是學者型作家或作家型學者本來應該有的樣子。也就是說，一個人只有“兩棲”起來，他才能讓理論照亮創作，讓創作豐富理論。童老師說：“我認為，一個教師要是自己既能夠寫論文，又能夠寫小說，對學生影響會很大。學生會對這個老師另眼相看，覺得老師不簡單——不但是這樣說的，還會這樣做。說也能說，做也能做，他就是一個文學人。”

誠哉斯言！這是童老師的“夫子自道”，他就是這樣一個文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