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一個有“生命力”的東西，其出現和發展有著它特有的過程和規律。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文學不斷積累和發酵，形成特定的美學形式，到一定程度，其自身又進行了完善和發展，繼而來影響人類文明。
在先秦時期，散文與學術還融合在一起并未被分開，詩歌與音樂合為一體，文學還未獨立出來，只是政治統治的工具和手段。當時，“文學”只是文字和語言，其作用只是記錄和傳達信息。《詩經》是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共有311篇詩歌被收錄，根據其內容不同，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風》是周代各地的歌謠，《雅》是周人的正聲雅樂，又分《大雅》和《小雅》；《頌》是周王庭和貴族寺廟祭祀的樂歌，又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可見其都沒有擺脫音樂的束縛。之后的《春秋》《左傳》和其他諸子百家的作品，都是學術性文章，注重其功用性，失去了文學本真。
到了漢武帝時期，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來鞏固其統治地位，對其他學派的發展有著沉重的打擊，不利于文學的發展。而到了漢朝末期，王權削弱，政治解體，導致社會禮法普遍被破壞，并打破了經學在學術和思想上的壟斷。被罷黜的諸子百家思想開始蠢蠢欲動，在道家“道法自然”思想的助推作用下，人們迫切的要求突破綱常名教對自身倫理道德的束縛，實現個性的解放，思想和行為都注重個體本身的表現，開始注意到了“人”。
東漢中后期的散文逐漸趨向整齊華美，著力在句式、音節、辭藻、用典等方面創造出一種形式美。同時也追求散文內容的飄逸與靈動。這種變化是以愉悅人的性情為主的表現，都是對文學本身的追求，是文學自覺的核心精神。自我意識的覺醒，讓人更追求個性化的表現，也更注重自覺內心的表達，于是體現出來的便是文學的全新形式。因為這個點變成了文學本身，更多的個性化、多樣性造就出了千姿百態的的景象，人的自我覺醒促進了文學的覺醒。
到了東漢末年，漢靈帝不喜儒學，文人靠讀經書做官的道路被堵塞，加之社會動亂，爭奪兼并，儒家的忠孝節義也不被重視，所以隨著漢代政治上大一統局面的結束，儒家大一統的局面也隨之消失。這個時期，統治者忙于朝廷風波，無暇顧及文人的思想發展，導致這一時期文學飛速發展，出現了許多著名的作品，如曹丕的《典論·論文》。在《論文》中，曹丕特別強調作家個性對于文學創作的意義，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論斷，這對于促進文學的個性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典論·論文》是由經學時代向玄學時代轉變過程中，在文藝理論與批評領域出現的一篇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綱領性文獻，中國文藝理論從此開始由側重研究文學外部規律轉向研究文學內部規律。
發展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才真正知道文學自覺。魏晉南北朝是一個動蕩不安的時代，當時的政治局勢非常不穩定，其中包括南北對峙、民族大遷徙和戰亂等問題。這些事情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和壓力，但也刺激了文學創作的發展。許多詩人、文人以及其他知識分子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并試圖通過文學作品表達自覺的感受。其次，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文化交融的時代。漢族、少數民族以及東漢以前的文化相互滲透，產生了許多新的思想流派和文學形式：佛教和道教的發展，使得哲學思想更加深刻；“絕句”等新的文學形式，則讓文學更加自由多樣。此外，還有一些其他原因，如社會階層的變化、人們對藝術審美的改變和科技發展等，這些都推動了文學自覺的發展，使得文學的主題更加廣泛，表現方式更加靈活多樣。
魏晉時期的文學自覺發展為唐朝詩歌的繁榮打下了一定基礎。隋唐實行科舉制度，由此帶來了士大夫等新興階層的興起，由宮廷走向邊漠、田園、鄉野的新興士人開始擁有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視野，開始擁有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視野，他們以昂揚向上的時代精神發出革新的呼喊，儒釋道在盛唐開放的社會形態中，實現了三者的交融整合。士大夫階層詩人日益成為擺脫宮廷貴族階層屬性的新興群體，對六朝初唐宮廷詩風的批判和對建安風骨的上承將中國古典詩歌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
到了宋朝，文學自覺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這次的發展與科舉制的日漸成熟以及新興士大夫群體品格的樹立有著密切關系。在范仲淹、歐陽修、蘇東坡時代，中國才開始真正走向一個由士大夫階層為政治文化中心的新型社會，儒釋道三家哲學也由此在士大夫文化的新層面下實現內在的交融整合，從而成為新時代文學自覺的哲學基礎。在這一時期，發生了以歐陽修、蘇軾、張先為中心的詞體革新運動，其本質是將原本主要在盛唐宮廷文化中開始漸次形成和發展的聲詩曲詞改造成為士大夫文化的一種新興詩歌形式。
除此以外，山水田園詩的發展，也是文學自覺的表現。詩人寄情山水，抒發自己內心的所思所想，以及對社會政治的反思和遠離朝廷的美好期望，隱居山林或田園，遵從自己的內心。
總之，文學自覺的產生與發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定的社會背景和文化的發展下所產生的，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因素有著密切聯系。經過歷史的不斷打磨，最終真正獨立出來，為后世文學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