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學里總是和周圍的同學吵架。我并不是個暴脾氣、愛挑起事端的人，只是常常對大學生的生活方式采取一種沉默的不以為意，一種俯視的不敢茍同。這種態度很容易被人察覺，同學往往氣悶一會兒，還是忍不住和我爭辯起來。

隔壁寢室有個女生，每天進進出出異常繁忙，總是隨身帶著一個巨大的黑色塑料袋。后來我才知道，塑料袋里全是衣服——她定期到北京著名的服裝批發市場批發大量的廉價衣服，然后賣給同班女同學，其間的差價美其名曰“代購費”.

我和同學為了這個小商人又爭論了起來。我的言語神態間自然又帶上了難以抑制的否定。因為我覺得這種生存手段開始得太早，也實在沒有意義，簡直拋擲了大學里難得的大好春光。我的同學則覺得世態險峻，既然我們遲早都要與生活作生存搏斗，那么開始得越早，資本也就愈發雄厚。

盡管我們的爭辯中還勉強維持著基本的禮貌和客套，可是大相徑庭的價值觀已經露出了猙獰的分叉。我的斷語已經呼之欲出——“浮躁庸俗!”她的評語我也能從空氣中捕捉到——“你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現在的大學生的的確確是變了。西洋自12世紀以來，中國自漢朝以來，大學生就擁有一種浮游生物般的地位。我們從家庭中走出，還沒有進入社會，在這兩個現實之間，我們從大學里獲得暫時的自由翱翔。

在這種真空地帶的翱翔里，我們的人生能夠享受一段綿長的不靠譜，一段被默許的不著調。正如我喜歡的那段話：“大學校園里培養出來的人，好像是同道修行過來的人，走入人間，眼睛里閃出青碧火星來。”等我進入大學才知道，眼里這火星叫做理想主義，而與之對抗的是現實。

記得我以前看過一篇60年代的臺灣小說《西出陽關無故人》，主角是一男一女兩個大學生。他們同屬于大學戲劇社，男主角喜歡導文藝腔的戲，還拍了一個誰都看不懂的電影短片，結果沒能得獎。女主角是與他稍有曖昧的戲劇社女一號。